清代碑学大兴之后，“字”写得“越古越好”、“越古格调越高”的碑学潜台词似乎得到了学书者们广泛的认同和推崇。这固然与传统中国人的“崇古”心理有关，与书法这门艺术的学习门径有关，但从史识的角度来说，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有很大的可商榷之处。当然，艺术的不可推理之处往往在于貌似不合理的东西成为了现实，并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徐生翁即是由这一悖论语境中杀出的一员猛将。

徐生翁（1875—1964）早年嗣李姓，名徐，号生翁，中年署李生翁，晚年常署徐生翁，绍兴人。他是一位足不涉市井、一生没有去过大城市的“乡下人”。这种经历或容易沦为乡间的塾师俗手，或能成就一代“畸人”。徐生翁肯定属于后者，看他流传下来的各种书法遗迹，那些山野艺人容易沾染上的“蔬笋气”、“江湖气”、“头巾气”都与他无缘，一种超拔于流俗之外的傲峭之气贯穿始终、从不更改。这说明他的修炼是非常庄严自守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乡野的幽居生活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理性选择，因为这将更有利于他疏远世俗的诱惑，更有利于他的艺术朝向自己认定的方向一路执拗地走下去。毫无疑问，这种以一世之光阴去博取某种境界启示的精神，其根源仍在传统儒家思想对于文人人生的诸种训诫和要求，也就是说，徐生翁的沉沦下层并非肤浅的“与麋鹿同游”所可解释，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实践着传统儒家文化对于文人“独善一身”的本质律令。